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思想做法至今仍值得借鉴

责任编辑:佚名     发表时间:2021-06-11 15:42     直接咨询专家 预约专家

  我国传统医学源源不绝,但由于医疗技能和条件的有限,医治作用难以做到彻底令患者满足,由此必然会产生许多医患对立。在处理医患对立方面,古人坚持“德治”与“法治”偏重的思维,一些做法至今仍值得学习。

  

  医患对立在最早的时候,人们没有多少医学常识,生病今后,多借助鬼神看病,于是经常将巫师与医师并提,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记载:“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后来,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人们也逐渐掌握了一些利用药物进行看病的常识,出现了独立的医师。据《周礼》记载,其时的主要职官有6种,其间巫祝归于春官,医师归于天官。阐明至少到周代,医、巫已经别离,医师的职责是“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设置了太医令,为掌管国家医药的最高官职。到秦汉时期,太医令部属组织进一步完善,包含担任诊治疾病的太医和主持药物丹方的药府,他们不只担任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医疗作业,还担任中央官吏的疾病诊治及掌管当地郡县的医疗事宜,各郡县遍及设有医长,在事务上由太医令予以指导。

  

  除了这些官办的医疗组织和医官,自春秋晚期开端,一部分医师、医官因各种原因散落到民间,出现了民间医师,由于缺乏系统的医疗教育系统,也没有对民间医师的办理法规,这些医师处于自由工作状态,有的开馆看病,有的四处游走行医,难免出现良莠不齐现象,人们主要依靠口碑对他们进行评判。《礼记·曲礼下》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唐代孔颖达对此的解说:“凡人病疾,盖以筋血不调,故服药以治之,其药不慎于物,必无其徵,故宜戒之,择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调齐也。”那个时候,人们遍及以为那些没有三代以上家传的医师,难以得到信赖。

  

  由于办理上的缺失和药物的匮乏、医疗技能的有限,医师的医治作用难免不很理想,秦汉以及之前虽然也出现了扁鹊、华佗、张仲景那样的名医、神医,但大多数的医师都是依据师徒传承和个人摸索开端医治作业的,医疗事故在所难免,医疗胶葛也经常出现。《吕氏春秋》记录了这样一同医患抵触事情:宋国医师文挚洞明医术,齐王患病,派人请文挚来齐国诊治,文挚诊断后发现其病“非怒王则疾不可治”,也便是只能经过激怒的办法才干治好,文挚约定诊期,但成心不守信诺,前后3次爽约,最终虽然来了,却“不解屦登床”, 还“履王衣”,惹得齐王大怒,文挚又用无礼语言影响齐王,齐王本来是躺着的,气得大吼一声坐了起来,这一怒治好了齐王的病,但文挚也被齐王杀了。

  

  文挚的遭受阐明古代的医师是个“高危工作”,曹操杀华佗的故事已广为人知,曹操因一时不满,遂将自己的“主治医师”华佗杀了,成为史上最有名的一例“医患抵触”。其实这样的案例在古代有许多,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也杀过为自己看病的医师。《三国志》记载,有一位名叫登女的医师很有名望,曹睿患病,遍寻天下名医,最终把登女召进皇宫,登女诊视后发现曹睿病情很重,但仍尽力去医治,试图创造奇观,仅仅奇观没有出现,曹睿病情越来越重,以为登女用的都是骗人的巫术,一怒之下将登女杀了。东汉末年的闻名医家郭玉曾剖析过医师为那些尊贵患者诊病时所面对的难处:“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 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郭玉从心理上剖析了医师诊治此类特殊患者时心里的紧张与不安,以为这种心理不利于医治:“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惊骇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

  

  医疗属服务职业,仅仅这种服务的确有些特殊,作用好则医患两边大快人心,作用欠好或许出现医疗事故,则会出现对立乃至对立激化。医师不只在给帝王、贵族、高官等特殊患者诊病时心怀忐忑,即使诊治的是普通患者,一不小心也常常产生对立。《笑林广记》中就有一些关于医患抵触的故事,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医师给别人家的儿子看病,没有治好,这个孩子死了,患者家族不干,两边经过协商,医师最终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病家以化解胶葛;但不久后,这位医师又把另一家人的仆人治死了,只好把自家的仆人抵了出去;没过几天,有人请这位医师给妻子看病,这位医师感到惧怕,还以为人家看上了自己的妻子。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医师治死了人,出殡时,患者家族非要医师一家人抬棺,医师无奈,只得答应,路上心生酸苦,不由吟出一句“祖传三代做太医”,医师的妻子接了一句“老公干事连累妻”,医师的小儿子接道“奈何棺材非常重”,医师的大儿子接道“今后只捡瘦的医”。虽是民间笑话,但都是现实的写照,在历代以来的医案或医师所撰写的笔记中,也均记载有类似的案例。

  

  医德建设在古代的医患对立中,有些是医师医术不精导致的,也有许多是患者或家族对医师不理解形成的。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针对医患抵触,医师也有自我保护的认识,如战国时代名医扁鹊站在医师的角度提出了“六不治”,其间第一类便是“骄恣不论于理”,也便是高傲放纵又不通事理的患者,这种患者有或许成为“医闹”。

  

  可是,对患者先进行挑选再予以医治,这样的思维并不是处理医患抵触的干流观念。我国古代的干流医疗思维更着重用医德医风建设来缓解医患抵触。我国传统医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孟子》论医术时着重“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医乃仁术”成为我国古代医学思维的高度浓缩和归纳。我国古代的简直所有医书,在研讨、传播医学技能的同时无不着重医德的重要性。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大医精诚”的理念,一方面要求医者“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具有高明的医术,另一方面要求医者“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具有崇高的品德涵养。宋代医学着作《医工论》提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宋代医学家刘昉着有《幼幼新书》,是对宋代以前儿科医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也着重“未医彼病,先医我心”。古代的医家无不着重仁心、正己和自律,如清代名医喻昌在《医门法令》中阐释的那样:“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古代医家着重对患者要天公地道,不因患者地位凹凸而在诊治上有所区别,那些医德崇高的名医我们,往往更愿意为下层贫苦大众看病。曹操将华佗留在身边,给予优厚待遇,但华佗更愿意回到大众中间,不惜开罪曹操,乃至不惜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古代那些享有盛誉的名医,除有妙手回春的高明医术外,无不有着对患者天公地道的美德。宋代名医唐慎微看病“不以贵贱”,凡有患者相请皆“有所召必往”;明代名医缪希雍坚持“不论贫富,施药一例”,正是秉持了这样的原则,才干将仁慈思维坚持到底,做到“问疾小不可云大,事易不可云难,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

  

  在医德建设中,诚信也非常重要。医患对立的产生许多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所以古代医家诊病时多遵从“医不欺患,据实以告”的原则。《黄帝内经》指出“凡看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以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诊断和医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医师诊病时应“深察三部九候而明告之”,“三部”即头部、上肢和下肢,每部又各有上、中、下三脉,称“九候”,这种全面查看的办法称为“遍诊”,是古代医家遍及遵从的诊断办法。医师在对患者全面查看的基础上,对发现的病情、病源均“言必以实”,但也着重了告知时留意方式办法。明代医学家李梃在《医学入门》中着重:“不可勉强文饰,务宜从容拟议,不可急切激切,以至恐吓。”

  

  医师是一种工作,获取一定的报酬是必要的,但古代医家遍及对立将谋利作为诊看病患的首要意图。元代医学家王珪在《泰定养生主论》中提出,那些“乘急取财”“志在于利”的医者比响马危害还大。缪希雍在《祝医五则》中批评那些“不患道术不精,而患取金不多” 的医师,以为即使医治很有作用,患者和家族很满足,在取酬方面也要合理、适度,做到“任其自酬,勿责厚报”。古代的名医、良医无不坚持“不计其功,不谋其利”思维,以看病救人为寻求,坚持清廉行医,有些医师不只不胡乱索要费用,而且遇到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还助人为乐,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爱。

  

  在我国古代,人们对医师这个工作遍及很尊重,将医师称为大夫,南边一些区域也称医师为郎中。大夫、郎中都是古代官职的称号,以此称医师表明了一种尊重,这样的称谓至今仍在运用。古代的医师们也将医术与儒术、儒道结合起来,如宋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成为一名儒医是大多数医者的寻求,除对医学专业常识进行学习和研讨外,他们还注重归纳文化涵养的提高和个人品德的培养,大多数医师给人以严谨诚实、待人谦和的形象,这一点值得现在的医疗作业者们学习,也值得现在的医学教育予以注重和弘扬。

  

  律法标准当然,仅靠医患两边的自律自觉还无法消除医患对立,必要时还需要从律法方面予以介入和标准。在战国时期,秦国太医令提出“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也便是对医师的医疗作用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查核,依据查核结果确定其收入多少,查核分为五等:“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便是说,医疗失误超过40%的医师就要被确定为最末一等,收入待遇都将受到影响。

  

  不过,就整体而言,在唐代之前关于医疗的立法尚较为简略,关于如何标准医患联系没有太多规则,更着重自律的重要性。从唐代开端对医疗工作加强了办理,在立法方面也逐步完善起来。《唐律》中单独的《医疾令》,对医疗方面的罪名有详细开列:医师制药不按药方者,出现杀人、伤人的“以故杀伤论”, 治以重罪,没有伤人的也要“杖六十”; 制贩杀戮人命毒药者,伤及人命的要判绞刑,“卖买而未用者,流二千里”;医师医治有欺诈行为者,以此获取资产的“以盗论”;法生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假如因而形成病死以及伤人的,则“以故入人罪论”。

  

  宋元今后,加强了对医师资质的办理,经过律法严厉打击假医、庸医, 关于有问题的医师,一经发现查实,则不许其再行医,类似于吊销行医资格证书。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诏令“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匮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处理下层大众“看病难”的问题。到了明代,为处理医患胶葛个案的判定引入了第三方判定组织,《大明律》规则,出现医患胶葛后应“责令别医辨验”。清代愈加注重医疗事故的判定问题,《大清律例》规则:“庸医杀人必其病本不致死,而死由误治鲜明确凿者,方可坐罪。”

  

  值得留意的是,我国古代经过法令手段处理医疗胶葛时并不着重对医师施以“严刑峻法”。秦简中有“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的记载,对医师医治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予以脱罪化处理,以免使医师诊治时畏手畏脚,由于那样反而不利于患者。唐代今后的历代医疗律法中均有“误不如本方”的罪名,也有相关惩罚方面的规则,但归纳起来调查,可以看出其处分出现越来越轻的趋势,如唐代最高可判绞刑,医治对象是平民的也要“徙二年半”,宋代减为“徙二年”,元代进一步减为“杖一百”,清代则将该罪名取消。但在另一方面,历代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处分却趋于严厉,清代规则:“凡端公道士及一切人等作为异端神通医人致死者,照斗殴律拟绞监候;未死者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各减一等。”在对医疗职业的监管中,逐渐由对详细医疗事情的监管改为对医疗主体的监管,这样的做法更为合理,也愈加高效和便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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